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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著美國政府進一步推動對華“戰略競爭”，旨在降低中美經濟相互依存度，甚至企圖把中國“擠出”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的“脫鉤斷鏈”論調一段時間以來在華盛頓甚囂塵上。充斥著更多主張本土主義、保護主義的極右翼力量和反華鷹派的第118屆國會則顯然更為危險和極端，試圖推動對華“脫鉤斷鏈”從關鍵和高科技領域向范圍更廣、程度更深的方向發展。

自上任以來，新一屆國會提出了多項試圖推動對華大面積甚至顛覆性“脫鉤斷鏈”的法案，大致可分為四類。一是瞄準進一步收緊出口管制、新設對華投資審查機制等“脫鉤”措施的法案，如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新提出的“中國競爭法案2.0”。同時，近期拜登政府正在醞釀強化對華直接投資審查的新規，這一擬議中的政策脫胎于上屆國會于2022年提出的“250年未見”的“國家關鍵能力防御法案”。二是在農業、能源等傳統合作基礎較好領域新增“脫鉤”舉措的法案，如提出“2023年促進農業保障和安全法案”，眾議院通過“保護美國戰略石油儲備法案”等。三是儲備臺海“極限情境”下對華舉措的法案，包含對華經濟金融制裁等具體條款。四是試圖推動中美經貿關系大幅“倒退”的法案，如提出廢除與中國“永久正常貿易關系”的“中國貿易法案”，以及眾議院通過的“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法”等。

一時間，美國國會大有把中美經貿關系“全盤推翻”之姿態，不僅意欲“解構”這一關系長期發展的基礎，而且企圖“框定”其未來走向，甚至擺出不惜挑起“經濟戰”的架勢。與白宮所聚焦的關鍵和新興領域“精準脫鉤”不同，國會更傾向于把這一非理性情緒拓展蔓延至更廣泛領域。然而，正如很多涉華法案最終走向“擱淺”，國會在“脫鉤斷鏈”上的消極動向仍然面臨多重質疑。

首先，行政部門如何接招。當前，拜登政府在對華“脫鉤”議題上可謂是左右為難。美國想要實現“競贏”目標，但又難以承受“脫鉤”的高昂成本和對自身反噬，因此在新拋出所謂對華關系“去風險”論調的同時，又反復強調不愿意對華“脫鉤”。究其本質，白宮顯然是“既要又要”，“去風險”意味著要繼續聚焦高技術和新興產業領域鉗制中國，搞安全化、政治化和小圈子化操作，而“不愿脫鉤”則透露出試圖避免“脫鉤”政策無限制擴大化和非理性極端化的傾向。包含不少極端措施的法案一旦最終“成法”，則短期內難以撤銷和轉圜。這將很大程度壓縮白宮未來對華政策空間和靈活性，并把美國自身置于極大的不確定性中。白宮如何應對這些“立法”對其自身而言越來越具有挑戰性。

其次，美國工商界買不買賬。今年以來，美國工商界高管密集來華，展現出繼續看好中國經濟前景和市場、繼續擴大在華業務的意愿和信心。中國美國商會調查顯示，美國企業對未來兩年在華營商前景更為樂觀，對中國經濟復蘇和對中國國內市場的樂觀預期進一步向好。在美國工商界中，無論是傳統上對華開展積極合作的在華企業、金融界等群體，還是美國國內的高科技企業乃至中小企業，不愿對華“脫鉤”仍然是普遍和主流訴求。

再次，國際社會接不接茬。美國國會在“脫鉤斷鏈”上看似來勢洶洶，實則是極少數群體，并不能代表國際社會主流。經濟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，維護開放的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仍是國際社會的民心所向。近期，聯合國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領導人不斷強調團結應對全球問題，明確反對世界經濟碎片化。多個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領導人也表達不愿對華“脫鉤”的堅定信號，而這其中不乏包括歐盟在內的美國的“盟友伙伴”。

中美經貿關系的本質是互利共贏，不是我贏你輸，更不應該被政治化。經濟全球化仍然是大勢所趨，和平發展、合作共贏仍然是時代的潮流，人心所向。中國堅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，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世界提供新機遇，獲得了國際社會越發廣泛的認同和正向反饋。美國國內特別是國會鼓吹“脫鉤斷鏈”的政治勢力愈走極端，就愈發會被邊緣化。

（作者龔 婷 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：經濟日報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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